渎山大玉海开中华大件玉雕先河

渎山大玉海开中华大件玉雕先河

玉飞天（辽） 春水玉佩（辽） 花鸟玉佩（金）
渎山大玉海 (元)

　　去年，《国家人文历史》邀请九位考古、文博界的专家，评选中国文物中的九大“镇国之宝”。经综合考察，被安放在北京北海团城承光殿玉瓮亭的元代“渎山大玉海”，成为了镇国玉器之首。这件高0.7米、口径1.35～1.82米、重达3500公斤的巨型玉器，是元世祖忽必烈在1265年令皇家玉工制成的。它表明了元代统治者虽为少数民族，却早已接受中原的玉文化传统，对玉器极为尊崇，将玉作工艺发扬光大。

　　事实上，同样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契丹族和女真族，也早在两宋年间就接受了中原的玉文化影响，为今天留下了精美而富有民族色彩的玉器。本期，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殷志强，将为我们讲述辽金元玉器材质、风格和工艺等方面的个性和共性。

　　文、图/记者 江粤军

　　辽金玉器：

　　材质之美堪称典范

　　殷志强表示，辽金元时期的玉器，在明代时就多有出土，或为当时人所器重，因此，传世品的量跟现在考古发掘的量差不多。“元朝人就已经开始从辽金墓葬中出土玉器，到了明代，由于当时人们的收藏意识比较强，特别是文人，对前代的东西很珍重，将元代不少精美的玉器都保存下来了，有的还变成了他们的陪葬品，也因此导致了明墓中出土的玉器，有些在断代上不太容易。”

　　而辽金时期的玉器材质，殷志强尤为推崇。“辽金玉器的用料非常讲究，和田白玉居多，选材甚为严格，多温润无瑕疵。材质之美，堪称典范。同时多搭配当地的特产水晶、玛瑙、琥珀等。”

　　辽金时期的玉料之所以这么好，在殷志强看来，主要原因有三：其一、游牧民族居无定所，流动性很大，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，更容易通过贸易获得较好的玉料；其二、戈壁滩的面积那么大，戈壁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好找到的。“一二十年前我到北方去，还能捡到一些戈壁玉料，可以推断在古代戈壁料的量应该是非常大的。我在一些辽金玉器上也的确能看到戈壁料的痕迹。”其三、游牧民族对天然玉石有着强烈的爱好。“游牧民族对工艺品的热衷程度其实远比汉族高。对多数汉人而言，一生的首要任务是将房子弄好，弄漂亮。有了余钱，才用于美化自己。而游牧民族生活在马背上，他们的观念跟汉人不同，如果你到草原上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，就会深深地感受到，他们从很小开始就渴望着打扮自己，家人也往往把最好的财富放在他们的身上。因此，游牧民族对实用器和佩饰的工艺也非常讲究。很多人以为游牧民族做不出那么精美的东西，其实是对游牧民族的了解不够。像西藏地区的佛像铸造工艺，在当时恐怕是汉族难以达到的。”

　　工艺上鲜有粗制滥造

　　殷志强特别强调，由于游牧民族对工艺品的要求高，辽金玉器几乎没有粗制滥造的，都非常精美，构图繁密，将生活中的花鸟虫鱼都融入到作品中去，具有浓烈的北方民族风情。同时，由于北方丝绸之路的影响，使得敦煌的造像艺术等也都传入到少数民族地区，飞天是当时佛教艺术中非常重要的艺术类型，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大量流行起来。辽金的玉飞天跟唐代的玉飞天差别比较大。辽金的玉飞天穿上了少数民族服装，整体感觉比较保守，这是因为辽金的玉飞天已经完全属于宗教题材，在装束上就有较多限制。唐代的玉飞天则跟宗教并不完全一致，更多表达的是追求自由、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精神状态，所以在造型上比较飘逸。

　　“不过，总体而言，辽代玉器的工艺水平要比金代略逊一筹。由于辽代贵族向往汉人生活，因此，辽代玉器除了以服饰和首饰为主，也有一些实用器是用玛瑙、水晶等仿南方的金银器制作的。”

　　而由于北宋灭亡后，很多能工巧匠都到了金朝，因此金代的玉器工艺水平特别高。“宋作工的精细在玉器史上是很有名的，这些工匠及其后代也将宋代玉器的风貌传承下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金代玉器图像定位很准确，每个细部都会精心打磨，无论玉器的正面、反面还是侧面，都打磨得非常精美。特别是金代的‘春水玉’‘秋山玉’，既反映了北方民族独特的风情，又体现出中国玉雕技术新工艺、新题材、新风尚，可谓最美的中国玉器之一。”

　　秋山春水玉特色鲜明影响深远

　　辽金玉器中的秋山春水玉(即秋山玉和春水玉)闻名遐迩，因为这类玉器不仅工艺精美，而且极具游牧民族文化特色。

　　原来，每年的春秋两季，契丹族都会进行渔猎“捺钵”活动。所谓“捺钵”，是指契丹族原本居无定所，一年之中依牧草生长及水源供给情况而迁居，所迁之地设有行营，谓之“捺钵”。女真族建立金政权后，承袭了契丹旧俗，并将“捺钵”渔猎活动改称为“春水”与“秋山”，而秋山玉和春水玉就是女真族扣人心弦弋猎活动的艺术体现。

　　早春三月，金朝皇帝率领官吏侍从外出狩猎，每到一处，侍从皆服墨绿色衣，各备连槌一柄，鹰食一器，刺鹅锥一枚，排立在河的两岸。皇帝头戴披巾，腰系玉带，于上风巡视。在有天鹅出入的地方，侍从举旗，探旗驰报，远海鸣鼓，鹅惊腾飞，一时围旗四起，将天鹅逼得走投无路。皇室饲养的海东青神鸟被放了出来，直接扑过去将鹅攫落，靠近鹅的侍从，举锥刺鹅，取鹅脑以饲海东青。随后，君臣各献果酒，举乐酬酢，春尽乃还。这种场景体现在玉器上，就是春水玉，如常见的《海东青攫天鹅图》：莲花环生，水草伴生缠绕，海东青迅速奋起，直扑鹅头。

　　秋山玉表现的则是女真族秋季射虎哨鹿狩猎活动的情景。在金代，秋“捺钵”也称伏虎林，每到深秋季节，皇帝就要率众官侍从进行射虎哨鹿活动。秋山玉多为山林题材，图案为山石、柞树，有的虎鹿并存，有的双鹿伴游，有的双鹿挡虎，还有的柞树藏虎，最为常见的是山林群鹿图。在雕琢技法上，常留赭色玉皮巧作秋色。在表现手法上，秋山玉有繁、简、粗、细之分，场面不像春水玉残酷无情，而是兽畜共处山林，相安无事，一副世外桃源的北国秋景。

　　“由于秋山春水玉画面优美，不仅受北方民族的喜爱，也受到汉族特别是文人雅士的厚爱，因而元末明初南方地区也有类似题材的玉作，但大部分玉匠不知道这一史实，逐渐衍变成‘福寿’玉雕、‘一路连科’玉雕，老题材被赋予了新内容、新形式、新生命。”殷志强说。

　　元代玉器：

　　粗犷豪放 不拘小节

　　元代的统治者虽然也是游牧民族，但在殷志强看来，元代玉器的汉化程度比辽金要明显得多，因为整个元朝的文化是由汉人来主导的，玉器受文人画影响很大，大型玉器的雕造更可谓前无来者。

　　就器型而言，元代玉器大致可分为实用器和佩饰两类。食用器有各式玉杯、玉海、玉樽等；佩饰器则有玉饰器、玉带钩、玉帽统、玉发簪、玉带扣等。另外，也有作为文房用的玉墨床、玉臂搁、玉押、玉炉顶等。“元代社会的民族构成很丰富，文化上比较多元，不同地区又有不同习俗。因此，玉带钩、玉带扣在南方比较多见，北方则戴帽子的时间多，所以玉帽饰比较流行。”

　　工艺上，元代玉器受发达的文人画牵引。在图案上，除了龙凤以外，还有文人喜欢的松、竹、梅等；构图上也不会做得很满，常常留有余地，像山水画作品，追求的是意境，不喜欢匠气太重。所以元代的玉器比较强调整体造型，让人感觉很大气。“我们一般说小家碧玉、小巧玲珑，元代玉器却是以大为美，不拘小节，在打磨上不会很讲究，通常只强调器物表面的完善，内部制作则较粗率。”

　　玉料上，元代的玉料比辽金时期更杂一些，像“渎山大玉海”用的是河南南阳的独山玉，这也证明了元朝时独山玉作为玉石的一种已被大规模加工利用。

　　“渎山大玉海”也是最能体现元代玉器风貌和工艺水平的作品。作为现存最早的大型玉器，“渎山大玉海”在历史上流传有序，元明清三代都有记叙。

　　据《元史》所载，“渎山大玉海”是由元大都皇家玉工制作的，完成于公元1265年，为元世祖忽必烈犒赏三军而制，后一直安放在广寒殿上。但明朝万历七年端午前一天的一场大火，使广寒殿突然倒塌，“渎山大玉海”及其底座被迫运走。几经辗转，“渎山大玉海”与其底座分离，流落到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内，成了道士们的腌菜缸。

　　直到康熙五十年(公元1711年)真武庙重修时，这个大“菜瓮”的价值才被人们发现，因此被移到了庙内，被称为大“玉钵”，成了真武庙的镇庙重器，庙名也改为“玉钵庵”。乾隆十年(公元1754年)的一天，乾隆皇帝到“玉钵庵”游览，一眼辨认出这大“玉钵”竟是元代流传下来的著名玉雕作品——“渎山大玉海”。他立即命人用千金把玉钵买回来。

　　乾隆皇帝收回“渎山大玉海”后，将其安放在了北海团城的承光殿内，并先后命人重新修整了4次，还配制了一个新底座。之后，乾隆皇帝又命人在承光殿前修建了一座小亭子，取名为“玉瓮亭”，专门用于安置“渎山大玉海”与新底座。此外，乾隆皇帝还为这件国宝亲笔题写了三首诗，并镌刻在玉器的腹壁上。

　　综观整个“渎山大玉海”，形体厚重古朴，气势宏伟；其雕琢装饰继承并发展了宋金以来的“起凸手法”，随形施艺，俏色处也颇具匠心。在我国玉器发展史上，“渎山大玉海”可谓是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——它不仅开创大件玉雕的先河，在世界玉石业发展史上也十分罕见。

　　鉴赏

　　要把握美的规律

　　在辽金元玉器的鉴赏上，殷志强认为，无外乎把握以下几条规律：

　　首先，古玉即便本身玉质洁白无瑕，留存至今不可避免都会有包浆，所以在辨识上，包浆是非常重要的依据；

　　其次，辽金玉器虽然做得非常精细，但毕竟是人工的，放到高倍放大镜下一看，手工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。“线不可能太直，花叶的经脉不可能非常细，而现在的仿制品，因为多为机器工，反而精美到一丝不苟，纹丝不乱。”

　　另外，要鉴赏辽金元时期的玉器，必须有一定的美术修养，能够把握美的规律，对绘画史中花鸟画、宫廷画、文人画等类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。“因为玉器是当时整个社会工艺美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如果单讲玉料、刀工，可能连美丑都分不清，这样看一辈子，也提高不了自己的眼力。”

　　大家简介

　　殷志强，1957年10月生于江苏省无锡市，1982年2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，曾任南京博物馆研究员，现为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、中华玉文化中心委员、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，对考古学、博物馆学、中国玉器有比较深入的研究，发表过100多篇研究文章、编辑出版专著近10本专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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